汉字的诞生——大洪水和大禹治水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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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过一个目标:

  “探源工程的目标就是通过大量考古资料和研究来证明中华文明是何时形成的,其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是如何形成的,如何从百花齐放、此消彼长、到最后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文明格局,以及为何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为何会形成这样的格局?简言之就是回答“何时”、“如何”和“为何”的问题。”

  这一切其实都与古蜀盆地那场大洪水有关。在《探索真实的大禹治水》、《大洪水与大禹治水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一)夏人东迁》这两篇帖子中详细论证了在大约4000年前,长江三峡曾出现过一次超大规模的滑坡,形成了高达几百米的堰塞坝。地点在青滩附近。这次滑坡堵塞了长江水道,水位在十数年的时间里逐渐上涨,淹没了古蜀盆地大部分地面,形成“怀山襄陵”的大洪水。这场洪水使盆地内受影响的多个族群在西羌属的大禹带领下发起了疏通河道消除水患的伟大治水工程。在水患消弭前古蜀地有很大一部分居民外迁。其中最大的一个群体是沿岷江嘉陵江沱江河谷转经陇山再沿渭水迁徙至中原河洛一带,进而逐步扩散至晋中,鲁西南及苏浙皖鄂北部,并把大禹治水的事迹带到所及之地。

  正是这次民族大迁徙使得后世所谓西羌东夷南苗北狄等多种族在中原相会。多种文明有了深度交流。持不同语言的多个族群在交往中为了相互理解,以各自的图形符号为基础,逐渐产生了以象形、会意和指事为特征的方块字。而后,凡是接受这种系统文字的族群都是华夏族群。在这种文字基础上形成的文明就是华夏文明。

  大洪水对汉字形成的影响。迄今为止一直被研究者忽略。独特的汉字必有独特的形成原因。文字一般来说是用来记录语言的。除汉字之外世界上现存其他文字都是表音文字。也就是用一些字母或图形符号记录语言的发声。例如拉丁系文字、韩文、日文假名等等。这些文字的记音符号每种大抵都只有几十个。实际上汉字在发展过程中也越来越出现表音的趋向,表音的字越来越多。据统计现代汉字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形声字。

  另一方面,语言学中一些资料告诉我们,汉字之外的那些文字在最初也有象形阶段。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古埃及圣体文和希腊线性文。都是从最早的一些图形符号逐步演化成表示一定音素的字母符号。五大古文字中另外的楔形文和玛雅文也是同样,早期是象形,后期也出现一组固定的表音符号。根据国内一些研究者对巴蜀图符的分析,有人推测一部分巴蜀图符有表音可能。

  很多人沒注意这样一个现象,文字若是起源和发展于持单一语言的民族,那最后一定会变成表音文字。即是说,如果没有多族群快速的深度大融合,中华大地上原有的多个族群在各自的图符基础上也将逐步发展出多种表音文字。事实上在后来中国各个持单一语言的民族中产生的成熟文字,如蒙文、藏文、彝文等等,毫无例外都是拼音文字。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华大地上这些古老刻符没有进化成拼音文字呢?

  一定有一个非常的事件打断了从图形符号进化到拼音文字的过程。汉字的发生说明一定发生过一个大事件,促成了若干个不同语言族群的快速深度接触。而且这种接触大部分应该是非战争性的,有大量和平的物资和信息交换。

汉字的诞生——大洪水和大禹治水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屈家岭文化刻符

汉字的诞生——大洪水和大禹治水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大地湾文化刻符

汉字的诞生——大洪水和大禹治水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良渚文化刻符

汉字的诞生——大洪水和大禹治水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仰韶文化刻符

汉字的诞生——大洪水和大禹治水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大汶口文化刻符

汉字的诞生——大洪水和大禹治水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双墩文化刻符

汉字的诞生——大洪水和大禹治水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二里头文化刻符

  这个事件其实就是大洪水引起的古蜀人大规模东迁。《史记》等古籍中记载在商朝之前有一个夏人建立的夏朝。但是根据考古发现,在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中并没有夏人的记载。然而却有大量关于羌人活动的记载。种种迹象表明甲骨文中提到的羌人就是从古蜀地迁来的西羌人。这批人到达中原及周边之后,与周边族群的关系不仅是发生各种冲突。甲骨文中虽然记录了很多场战争,但是从涉及的整个时间段来看,族群或邦国之间的战争时间所占仍然是少数。殷墟商人的先王们并不是只会戎与祀。他们也是很会做买卖的生意人。

  比如说王亥。王亥是甲骨文中记载的商汤之前第八世先王。王亥在《竹书纪年》中也有记载。因此王亥这个人的存在毋庸置疑。商汤立国在约3600年前。那么倒推上去,王亥活动的时间大约可接近3800年前。王亥史上留下来的事迹是从事长途贩运,而且还不仅仅是双边贸易而是多边贸易。这显示当时各个族群之间除了不时发生一些争斗,还存在大量的贸易和物资的交换。其中也包括各种生产技术。4500前左右最早产生于良渚的玉琮出现在3500年前到4000年前从华东到西北的多处遗址就证明了这一点。上古华夏地区青铜器制作必需的锡矿稀少,但是从西北、西南到中原及江淮流域时间相差不大的多个遗址都有青铜器出现。这也说明不同文化族群之间有物资交换存在。

  《尚书禹贡》中记载有各地向王朝中央进贡的各种物品。根据考古发现和甲骨文中的记载,无论夏,直到商,实际上都未形成具有全面统治力的中央王朝。并没有规范的进贡行为。因此可以认为《禹贡》中所谓各地的进贡实际上大量的也是不同族群或方国之间的物品交换。大量的物资以及技术在不同族群中的交换和流动,必然要产生各种记录,比如日期、时间、地名、物品名称、数量,等等。这些记录要同时能为持不同语言的族群所理解,那么采用的记录符号必然就带有象形、会意、指事的特点。

  因此,没有那场大洪水造成的短时间内持多种语言的不同族群快速的、同时的深度接触,就不可能产生汉字。也就不可能产生独特的华夏文明。大禹联合多部落治水的经历也是多民族融合而成中华民族有强大内聚力的精神源头。这也是华夏文明与其他在单一民族单一语言和表音文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明的根本区别之一。

  不认可大禹治水的真实性及大洪水引起的部分西羌人东迁为夏,就无法从逻辑上把夏蜀之间存在的明显联系合理串联起来。也无法合理地说明以象形会意指事为核心的汉字会成熟于西羌东夷北狄南苗等持多种语言和图符的族群会聚于中原之时。

  大洪水及大禹治水带来的汉字诞生还不仅仅是创生了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汉字的诞生和发展实际上还包含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详细的叙说要留待后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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