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民族关系前期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最终的结局却不算长治久安，比如众所周知的安禄山，比如靺鞨渤海的自立，比如后期沙陀和契丹的崛起，甚至包括党项也是在唐朝后期取得夏州一带。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写一本书都不见得可以说清，但如果针对唐太宗的天可汗，同样可以看出隐患很大。
比如天可汗的称呼，历来都认为是唐军打败东西突厥以后，西北塞外各部族拥戴唐朝，对李世民的尊崇天可汗，还把朝贡长安的道路叫做朝天可汗路。是这样吗？可汗本来就是突厥等塞外部族的尊号，塞外部族尊崇一个唐代皇帝为可汗，到底是我们后来认为的汉化？还是把皇帝塞外胡化？怎么称呼原本可以不用我们后人小题大做，但是，如果从后来唐朝边疆不断出事，西域的丢失，吐蕃、薛延陀、南诏、安史、回纥、契丹、黠戛斯、沙陀……这些部族当真都被收复了吗？可以说都是分分合合，这个不能说唐朝的治理多么成效显著，因为不能用陈寅恪的文化角度可以解释清楚。
假如今天再来看唐朝的文化问题，就能明白，这的确体现了唐朝的开放包容，唐朝从来没有想过要什么汉化，唐朝本身就有北朝民族文化倾向，所以，天可汗的说法就是突厥文化的体现，而不是什么中原唐朝皇帝当真使塞外各部族从文化上收服了他们，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恰恰很多人把天可汗和中原皇帝等同混淆了。
只有明白天可汗的突厥文化痕迹，就能看到为什么后来唐代的边疆部族动荡这么明显，甚至最后造成宋代的尴尬和无力。唐宋延续非常多，恰恰很多人把这个民族问题截为两段，单单指着后来宋朝的丢人是不公平的。
比如宋朝的军事，为什么宋朝兵将分离，为什么宋军战斗力弱？完全都是唐朝藩镇惹的祸。藩镇都能够世袭，豢养私兵。宪宗平藩镇以后就开始改革领军，试图让地方军归刺史指挥，然后频繁调动，所以唐末已经开始官军力量非常弱，不然沙陀李国昌、李克用怎么会以部族军成为唐朝守边官军？沙陀部族军几乎重现了安禄山河朔边军的一幕，沙陀军还继续世袭，一直到李存勖另建后唐。
所以回头看唐太宗本来消灭突厥威胁，启用与薛延陀联合，薛延陀试图联姻，唐太宗同意有反悔，害怕西域又竖起新对头。完全分化各部，实际当时羁縻州府在塞外虽然多，但仍然是各部族首领在主持大局，同时沙陀本来多年后也就是薛延陀的余部。
再看当是昭武九部，大量百姓内迁河西到朔方一带，包括河东，所以有安禄山、史思明等许许多多的西域部族后人。但是位于西域的九部原来部落，本来归顺唐朝，但是，从太宗、高宗到玄宗，都知道波斯等地逐渐被大食攻打占据，波斯、九部各邦不断向唐朝天可汗求救，李世民到李治都只是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安抚话，实际无心也无力去管理西域。这些文书基本记载在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书中，所以像波斯、安国、康国等都被占据。到了玄宗天宝，石国危机，本来还向着唐朝，但是高仙芝对西域处置过于鲁莽，把石国王带去长安处斩，王子逃回西域，这就引起著名的怛罗斯一战，石国投靠了大食呼罗珊总督，呼罗珊正是在原波斯境内。实际大食军精锐基本是从波斯招募勇士训练的，反过来成了唐朝的敌人。
唐朝对民族关系的处理可见一斑，本来是存着包容开放的心态，但是唐朝皇帝仍然是保守的，同样好比对高句丽，不过因为从隋朝开始，一直都在对付高句丽，那是因为当时高句丽已经进犯辽东，而且滋扰半岛各方都不安稳，所以唐朝太宗高宗都接着完成对高句丽的征讨，之后东北在唐朝关系最稳定则是偏南方的新罗。
唐朝并没有一个深远的考虑，往往都基于现实出发，所以像李世民当时重点就是对付突厥、高昌、薛延陀和高句丽，附带西南的吐蕃，可能算是解决了获得声望，但长久下去却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比如吐蕃跟着同样深入西域还截断河西，比如扶持对付薛延陀的回纥，反过来也多次成为对头。比如高句丽一时被压制了，东北靺鞨和契丹又成为新的麻烦。
这个永远都会不断涌现难题，但从唐朝的角度来说，天可汗当时只是暂时在西北取得一些成绩，实际算不上多么巨大的收获，何况这本来还就是突厥文化的体现，而且不过百年，天宝以后西域基本就没有有效在控制在唐军手里，不然武宗会昌以后到宣宗大中年间，张议潮的河西归义军不会是一个意外惊喜了，虽然塞外老百姓对唐朝是怀念和渴望的，但从皇帝和朝廷角度，也可见他们对塞外部族问题的随波逐流和大大失策一面了。
标签： 唐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