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在万历中兴之后,国势日衰,真的就只能让明神宗一人背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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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在万历中兴之后,国势日衰,也不是明神宗的错,不能让他一个人背黑锅。

明朝在万历中兴之后,国势日衰,真的就只能让明神宗一人背锅吗?

一个王朝都是由盛到衰的过程,如果一个皇帝处在了衰落期时是很难再强盛的,原因有几个因素在里面:有贪官污吏,阉党作乱,如果加上天灾,必有人祸在作怪!百姓的温饱解决不了,只会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场面。下面详细了解一下。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坖第三子,生母孝定太后李氏。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关于明神宗原因衰落的事件

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 身体虚弱,每况愈下。因此,朱翊钧执政中后期,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同年,礼部主事卢洪春奏曰:朱翊钧“日夜纵饮作乐”。从同年起,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

明朝在万历中兴之后,国势日衰,真的就只能让明神宗一人背锅吗?

明末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 在东林党争无休无止之时,由于明神宗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之国,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福王之国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史称“梃击案”。

起初,皇太子也以为“必有主使”。是时,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朱翊钧见事涉郑氏,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很快就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并特地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将此案草草收场。

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万历十七年(1589年),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至于贪财一事,朱翊钧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括民财。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朱翊钧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顺父母、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约开支、听取意见、亲人和贤人,都不能够像当初一样。” 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等四位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

明朝在万历中兴之后,国势日衰,真的就只能让明神宗一人背锅吗?

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那些致力于废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一个接见大臣,天下将要沦陷的忧虑。”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万历四十五年(1617)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明神宗不上朝另一面的好处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万历对于日军攻打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都有反应,表示虽然忽略一般朝政,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萨尔浒战役的惨败也是衰落原图之一

萨尔浒战役是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二到三月间,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以及萨尔浒附近地区大败明军四路进攻的反击战,是明朝与后金辽东战争中的战略决战。

明朝在万历中兴之后,国势日衰,真的就只能让明神宗一人背锅吗?

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农历二月二十九日,后金军发现明朝刘綎军先头部队自宽甸北上,杜松率领明军主力已出抚顺关东进,但进展过速,孤立突出。努尔哈赤接到奏报以后,决定以原在赫图阿拉南驻防的500兵马迟滞刘綎,乘其他几路明军进展迟缓之机,集中八旗兵力,迎击杜松军。努尔哈赤说:“大明军队确实来攻打我们了,我们南方已有驻兵五百人,就用这些军队抵御南方的敌军吧。这是明军声东击西的战术,他们故意让南方的军队先让我们知道,这是要引诱我们的军队开向南方,他们的主力大军一定会从西边抚顺关的方向来进攻的。我们要先打他从西边来的军队。”

明朝在万历中兴之后,国势日衰,真的就只能让明神宗一人背锅吗?

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三月初一,杜松军突出冒进,已进至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分兵为二,以主力驻萨尔浒附近,自率万人进攻吉林崖。努尔哈赤看到杜松军孤军深入,兵力分散,一面派兵增援吉林崖,一面亲率六旗兵4万5千人进攻萨尔浒的杜松军。次日,两军交战,将过中午,天色阴晦,咫尺难辨,杜松军点燃火炬照明以便进行炮击,后金军利用杜松军点燃的火炬,由暗击明,集矢而射,杀伤甚众。此时,努尔哈赤乘着大雾,越过堑壕,拔掉栅寨,攻占杜军营垒,杜军主力被击溃,伤亡甚众。后金驻吉林崖的守军在援军的配合下,也打败了进攻之敌,明军西路军主将总兵杜松、保定总兵王宣、原任总兵赵梦麟,都在战斗中阵亡。明西路军全军覆没。

萨尔浒之战,以明军的失败、后金军的胜利而告结束。此战之后,后金军乘势攻占开原、铁岭,征服了叶赫部,酋长金台吉、布扬古被杀死,余部俱降建州。朝鲜王朝的光海君于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农历五月,派遣使者去后金致谢,从此对后金与明朝采取中立政策,直至后来仁祖反正。

明朝在明神宗时就开始衰落了,阶级矛盾也日益加剧,文官集团的党争使得政治日益腐败黑暗,东北的女真趁虚兴起,因而种下了明朝灭亡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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