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亡于万历的”，是清代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赵翼，这个说法最初来自赵翼《廿二史劄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实亡于万历”。
赵翼这样说，主要集中于批评万历的矿税政策。
并非说征税本身有什么问题，其实矿本自有税，万历只是把原本由朝廷正常体系征收、用度的矿税改由皇室自己经营，所得全部入内库，且为了监督这笔“小金库收入”就势必派遣“自己人”——太监去各地做矿监，这不仅让太监的势力更大，与民争利激化社会矛盾，而且让相当大一笔财政收入变为“不确定状况”，此后明朝一再出现军政要务需要钱时户部没钱，皇帝明明有钱却不舍得用或不及时用的状况，直到明亡也一直是如此，而且矿税先例一开，各种旨在攘夺户部税收、充实皇帝小金库的做法便不断应运而生，结果自然让国土广大的明朝“官钱”日就削弱。
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万历本人四十多年不上朝，各部、科大量缺员也不及时补充，但并未造成太严重的行政效率低下，奥妙就在于他居中驭外，借此把更多权力集中在自己和“自己人”的小班子手中，应该承认，万历本人的能力在明末四帝（万历、泰昌、天启、崇祯）中是最强的，他巧妙地挑动并利用大臣党争、外朝和内廷之争、文人和武人之争、内廷太监不同派系之争，实现皇权最大化，避免任何一派坐大，但并非每个皇帝都有这样的能力。等到他一死，这一切就都变成了不可收拾——党争不断、文武不和、东林阉党对掐不已、不同派系的太监也暗地使绊子……泰昌命短，天启和崇祯则走向两个极端，但追根溯源，这些祸根都是万历图自在埋下的。
他在位期间发动“三大征”本来并无不当，但在前面这两个问题存在的情况下再这么搞就不免让国家元气大伤，这种伤是内伤，在他这一朝尚不凸显，到了天启、崇祯就病入膏肓了。
当然，“国本之争”是不能不提的，若非他态度长期暧昧，“三大案”估计不会发生，福王问题也不会直到明亡都不得消停。
最后一个麻烦就是他在位时间实在长了点，如果缩一半，朱常洛或许能当个称职的泥水匠也未可知。
张居正再不死万历可已经长大了，我前面说了万历个人能力不差，甚至不妨说是明末四帝中最好的，张继续擅权而万历不服不忿的话，明弄不好亡得还会更早些
标签： 国本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