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的天命观
在天命观中,“天”或曰“天帝”(“上帝”)是至上神,是最高主宰。殷商时“天”的概念是用“帝”来表达的,故殷人崇尚的天神称“帝”不称“天”。周初时,周人接受了殷人的至上神崇拜,他们对殷人的至上神“帝”(或曰“上帝”)在许多场合直呼“帝”或“上帝”,如《诗经·文王》(描述了先王与上帝的亲密关系)、《诗经·皇矣》(表现了上帝对人间的主宰)、《诗经·生民》(描述了虔诚的上帝崇拜)里多有“上帝”或“帝”之称。随着周朝政权的巩固与稳定,殷商时“帝”的观念逐渐为“天”的观念所替代。周人的至上神虽是“天”,但不排除“帝”的旧名,“天”与“帝”意思相同,“帝”与“天”乃一神之异名,并无实质性分别,但此时的“帝”或“上帝”已不再是殷人的祖宗神了,而是一个获得独立神格而又超越时空的昊天上帝,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自然神,这是中国宗教神话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帝”与“天”,都具有主宰自然和人事等多方面的神格职能。青铜器铭文表明,到西周初期稍晚,周王开始有“天子”的观念,西周中期以后,“天子”之称已极普遍,周王遂与上帝有了亲缘关系。《诗经·生民》说姜嫄“履帝武敏”而生后稷即周始祖,正说明周王与上帝的血缘关系。
周朝的天命观认为:首先,王权天授。在周人看来,周王的王权是天命即天帝所赐,是天让周代殷而政。其次,“天命靡常”(《诗经·文王》)。天命不是永远的,是“无常”的,故王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会随着天命的改变而改变的,夏、商、周三代之更替就是“天命靡常”的表现。第三,敬德保民。如何来改变“天命靡常”进而保证王权统治的永远呢?那就要敬德保民。
周朝天命观为周代殷寻求到了神学的解释,也是对周代殷的合法性与长久性所作出的政治需求与制度安排。周人天命观中的“德治”与“人治”观念,体现出统治者注重自我修身和对平民的尊重,其包含着主体精神的独立和生命意识的复苏,这是天人合一哲学观的具体表现,是文化观念的大转变,是政治制度与人类社会的进步。
祖先神话化
周灭殷后,其始祖后稷弃的降生充满了神话色彩,血脉中流淌着神话帝王帝喾的鲜血。后稷的“帝子”身份又高于殷人始祖契,因为后稷弃是帝喾元妃姜嫄所生,而商祖契是帝喾次妃所生。这是周人的神话,他们要借此凌压殷人,为自己的王权争得正统的神学解释与支持。不仅如此,小的诸侯国也神化自己的祖先,《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国君主郯子述说其高祖少皞氏的神话,宣扬其高祖与远古著名帝王黄帝、炎帝、共工、太皞等并列,且以鸟名官,郯子以此来说明其祖宗地位的高贵重要,进而说明自己部族的重要。就连周代的士大夫也宣扬祖先的事迹来达到显示自己宗族历史地位之目的。很多神话经过改造变成了历史,很多神话英雄也都纷纷脱去神的外衣,摇身一变成了人类的始祖。
把自己的祖先同神话英雄扯上关系的祖先神话化,其实也是把神话英雄认作祖先的神话英雄祖先化,这种抬高祖先或攀附神话英雄的双重选择都是为显赫自己民族的高贵和歌颂自己民族业绩的伟大,其目的都是证明自己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以及祈求自己统治的持续化。
神话历史化
由于政治、宗族、伦理、道德、社会等需要,神话在周时被大量改造。至东周时,诸侯蜂起,国家分裂,周王势力衰微,于是胸怀天下使命的诸子乘势而起。他们百家争鸣,宣扬大一统思想,借神话“托古改制”,把神话英雄塑造成德行的楷模、“治国平天下”的典范,为帝王与士大夫树立起学习的榜样,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塑造“理想人格”的社会文化运动。孔子及其弟子所代表的儒家在这场运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孔子是一个理性主义代表者,他虽“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但却主张神道设教,想借用神的灵光来维护宗法道德秩序,于是他们用历史的眼光审视神话,把神话历史化。如黄帝的神话形象是“日角龙颜”“人首蛇身,尾交其上”“四面”等,但在孔子等儒者的眼中黄帝是人,是治理社会的帝王。如《尸子》(辑本)卷下载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子贡说“古者黄帝四面,信手”,孔子的回答却是“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孔子的解释颠覆了当时“黄帝有四张脸”的神话说法,他认为黄帝是人间帝王,是他派四个人去治四方,这就彻底把神话历史化了。受孔子权威解释的影响,司马迁《史记》指出了黄帝派治四方的四人是风后、力牧、常先、大鸿。后来,人们便也开始对黄帝神话加以利用,于是黄帝被打扮成一个上控天体日月星辰,下握百姓五谷,能造各种器物和能制各种文化制度的人间帝王的历史形象。
与黄帝一样被历史化的还有其他神灵,如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结网定姓氏制婚姻,神农作耒耜始为农耕、辨百草而确定药草之性能、立日中为市,大禹治水,等等。
推崇以德为上
对古代神话的改造更加彰显了古代神话以“德”为上的内在特质,周朝强化神话大神们“崇高与神圣”的神格,颂扬他们“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精神,如盘古开天辟地和化育万物,女娲“积芦灰以止淫水”及补天造人,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构木为巢,伏羲氏教民渔猎发明了畜牧业,炎帝神农氏“教民农作”发明农业,黄帝发明了指南针舟车文字等,尧帝勤为民事死于阳城,舜耕历山崩于南巡程中,鲧窃息壤以息洪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女丑曝日以求雨,羿射弯弓九日,夸父与日逐日,断首刑天等,这些“保民佑民的责任感”铸造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乐于奉献、舍生取义、造福后人的民族精神。
神话体系化基本完成
对中国古代神话改造的又一个突出表现是以五帝为核心的神话系统的构建与基本完成,即把从黄帝父亲“少典氏”到颛顼、唐尧、虞舜、夏禹以及商、周、秦等都说成是一脉相承的“帝系”。五行文化背景下的五神五帝。由水、火、木、金、土五行构成的五行学说在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且十分流行,时人把它作为认识与解释宇宙中一切的方法论与理论指导,对世上的一切都进行五行审视,神话也在五行的观照下被阅读被阐释,于是就出现了五行文化背景下的五神与五帝。较早提到神话之神与五行关系的文献《左传》载“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的五行神分别是神话之神“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因五行配五方,于是又出现了“南方祝融、西方蓐收、北方禺强、东方句芒、中心后土(或曰句龙)”五方神。五行神五方神虽略有不同,但足以说明五行对神话的改造与影响。至战国时,随着人们对神界结构完整完美的幻想,古代神话中的太暤、炎帝、黄帝、少暤、颛顼大神便在五行的解读下成了五个大帝,原来的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句龙五位小神则成为五个大帝的辅佐之神,其排列配置是:孟春之月,其帝太暤,其神句芒;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大地,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孟秋之月,其帝少暤,其神蓐收;孟冬之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这种帝与神的相配是一种四时季节上的分类,但其中又掺杂了空间方位的成分,存在炎黄二帝同在一个季节,时空相混的缺陷。
后人为了改变这种分类标准不统一造成的混乱,抛开了春夏秋冬四时,而以东南中西北五方来名之五帝,于是就有了五方大帝及佐神。《淮南子·天文训》载: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礼记》中为祝融);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而《淮南子·时则训》还记载了五方大帝的管辖地“东极、南极、中极、西极、北极”,且还指出了他们各自的管辖范围。用五方名称来称之五帝及五神,突破了以四时定五帝的局限,摆平了五帝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确立了黄帝的中心地位。五行文化背景下的五方大帝,是一种横向的五帝,他们之间既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明显的臣属关系,不能满足宗法社会的“大一统”需要,于是另一个五帝系统即历史五帝也在五行五帝的基础上构建并完成。
春秋时期,一系列神话人物被视为历史人物,被当作人间圣王,如“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鮌(鲧)、禹、契、冥、汤、稷”等,他们接受人间的膜拜,尊享人间的祭祀,其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进入了后天的历史五帝,但当时历史五帝所指人员既不固定也不相同,且他们之间的血脉代际传承关系还没有完全确定,更为特别的是帝喾、尧与黄帝、颛顼还不是一个民族集团。到战国末期,“五帝”之名才最终确立,《五帝德》《帝系》皆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且他们之间是血脉相续的。司马迁作《史记》采用《五帝德》《帝系》五帝之说,“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作为历史五帝最终定型,并为全社会与时代文化广泛认可,五帝成了华夏民族的血缘与文化共祖,五帝神话成了民族共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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