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子弹飞》的故事，着实讲得不错，就是那种带着夸张和象征的意义的情节和场景，也让银幕外的看客，读出几分幽默和冷嘲。国内的导演里边，大概只有姜文才有这份功底和才情，在一个无关家国天下的小场景中，注入历史和人情的大关怀来。就这一点来说，姜文和他们的班底，绝对称得上是电影界的时尚。
《让子弹飞》的剧情，虽力求保持巴蜀特色，然而已经与原著马识途老先生的《盗官记》，相差甚远，并大大地丰澹鲜明起来。这是乱世的一角，三个骗子，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份县长的委任状，兴冲冲华丽丽地走马上任，梦想大发其财。土匪头子关牧之盯上了这块外来的肥肉，一声爆炸之后，却发现这些人除了委任状之外，并没有意想中的财富。也是土匪忽发奇想，决定凭借这份委任状，假冒县长，过过当官的瘾。于是将要上任的马县长，只能伪装师爷，骗过土匪，躲过一劫，并意外被委任做了关牧之的汤师爷。这个临时拼凑的草台班子，阴差阳错进了鹅城，正儿八经地掌握了政权。执政者和当地的地头蛇黄四郎，为争夺主导权，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决斗。故事发展至此，已经脱离了现实主义的轨道，正式步入了革命的套路上来。原来掌握枪杆子的土匪头子如今的冒名执政者，原来的名义执政者如今的幕僚，原来的实际掌权者如今的争夺主导权的恶霸，三个男人演绎了革命和革革命的戏码，尽管看起来像是观念上的革命。
汤师爷是姜文团队的神来之笔。他真是一个奇人，不知道他真名实姓，他冒姓汤而实不姓汤，那么他是货真价实的马县长吗？那也难说得很。只知道他曾在山西开过煤窑，真的是在做生意嘛？很难说，他先前的老婆只骂他是骗子。不知道他施展了何等的妙计，又骗了一个妓女甘心出钱，随他赴康城上任为官。那么说他是仕途中人了？但他又确乎不像，满腹里也只是如何凭借官位赚钱的生意经。这是一个游离于官商两途，亦官亦商而又非官非商的人。做官，他没有执政做事的领袖才能，也无此用心，只把官当做混饭谋钱的道具；做商人，他也没有货殖经营的手腕。他突出的才能就是骗术，他依附强有力者，——土匪头子张牧之，坐地分赃黑白通吃的恶霸黄四郎，他都称之为恩人；而张牧之和黄四郎，也都颇重视他的才干，一个虽贬之为“骗子”却颇引之为同道，一个视之为谋主加以延揽。而他不管在哪一方做事，确实能胜任愉快。这样一个精于各种理论善于谋略的人，凭借骗术就能纵横江湖，依违于各种势力之间，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他也确实不需要花费精力去培植党羽冲杀征伐，——那有可能要付出生命和热血。汤师爷的生活该有多么快活而精彩啊，究竟是怎么样的经历，灌注成这样一个人?编剧有两次机会揭示这个神秘人物的真相，一次是他跟在关牧之的后边，欲要讲述自己“那年我十七岁，她也十七岁……”；一次是他行将亡命，只听他说“我有两件事没有告诉你……”。他终于都没有说。汤师爷的一生成谜。这个谜，连全能的编剧也无力揭开，有关汤师爷的生平和盛事，只剩下他在鹅城的纵横捭阖。为恶和行善，就看他跟了什么人，往事皆已经成为秘史，说不得也不好说。
跟目前史学界的时尚一样，《让子弹飞》只是英雄和谋士的舞台，精英们还可以各逞嘴脸，或者追随，或者背离，或者各追求理想而去，而小民只是无数弯腰光背的看客，权势的影随着，财富的劫掠者和毁灭者。当黄四郎五代的聚敛被胜利者洗掠一空，黄四郎还昂着高贵的头颅，不屑于对他们眨一眨眼。他只会对征服者低头输心，谈一谈心里的话，他问张牧之：“你怎么会给了他们？”他的言下之意，只有征服者才有资格拥有财富，而那些草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品位占有他的财富。因为在他的淫威下，那些草民，是卑微的，他们忍受屈辱也不敢声张；是卑贱的，他们甘愿受掠夺也不会反抗；是卑鄙的，他们巧于迎合权力而转而去欺压善良。他们是他的胁从，他的婢妾，他的工具，他的牛羊，他可以随手应心，予取予夺。直到一败涂地，黄四郎始终认为，是张牧之打败了他，而不是那些贱民。那么，在张牧之这里，那些贱民是何等的面目呢？在计穷力蹇之际，张牧之迫切需要“贱民”的支持，他振臂高呼者再，但是无人响应，他悟出来的道理是“他们只会追随胜利者”，于是将计就计，取得成功。张牧之们没有觉悟，纵使他们的号召的理想再高尚，许下的诺言再丰厚，让贱民们赴汤蹈火抛头颅洒热血也都不够。贱民们第一要的是安稳，第二要的是丰足，第三要的才是理想。以被学者们骂得狗血喷头的义和团而言，当政者无能，不自检点，国失藩篱，草民奋起，风起云涌，遂至于破国。事后，学者专家一致声讨义和团，苛责他们起事坏了和谐社会的大事，有这么不要脸的的吗？义民的义勇和谋士的无耻，都在无声的历史上，这不是《让子弹飞》的一脸贱相的编剧们，所能理解的，也是《让子弹飞》英雄们的布景中，五十只鹅后边，没有讲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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