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中国#秦族的先人原是一支长于狩猎、驯兽的游牧部落，最初活动于今内蒙鄂尔多斯草原，以后沿着黄河西迁，徜徉在今甘肃西南的黄河、洮河河谷地带，即《史记》上所说的”西垂”，与戎、狄等一些少数民族部落杂居。
秦族很早就与社会制度较为先进的夏、商、周等族发生了密切联系。据说，夏朝建立以前，秦族的伯益曾”与禹平水土”，”佐舜调训鸟兽”，因而深得舜的器重，”赐姓赢氏”（《史记丶秦本纪》）。后来因为秦族积极助商灭夏，自”中衍之后，遂世有功”，”故赢姓多显，遂为诸侯”。周朝取代商朝以后，与商族荣损与共的秦族，便同商族一起沦为周族的种族奴隶。直到西周末年，秦族首领非子才因主持周王室的养马事宜有方，得到周孝王的赏识，遂使社会地位有所改善，从而被”分土为附庸”，并准许在秦地（今甘肃清水县）筑城，”号曰赢秦“。“秦”的称谓即始于此。
周平王即位后，鉴于戎、狄势力强大，周王室将国都从镐京（今陕西西安）迁往雒邑（今河南洛阳），因秦襄公率兵护送有功，又被封为”诸候”，赐之岐（今陕西岐山）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
秦族虽然得到周王室的册封，正式立国，但这个新生的诸侯国能否生存下去、成长起来，前景还是吉凶未卜。因为此时的“岐以西之地”，正被众多的戎、狄部落占据着，他们虎视眈眈地觊觎着富庶的关中地区，摆出一付逐鹿中原的架势。所以，对秦国来说，或战胜戎、狄，取得”岐以西之地”；或为戎、狄所败，退守乃至失掉”西垂"，二者必居其一，别无他路。尽管自秦襄公以来，秦国历代国君都为解决这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苦战奋斗，但收效无不甚微。直到秦穆公执政才有明显改观。
秦穆公上台伊始就致力于改革，他首先挣脱了宗法的羁绊，与”任人唯亲”的旧传统决裂，打破国别、地区、族类、身份等诸多界限，为兴邦立业而选贤任能。后来，秦始皇的名相李斯追溯这段史实时说：”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史记丶李斯列传》）。其中，任用由余和百里奚曾被后世传为佳话。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被委以重任，并受戎王委派”观秦“。秦穆公得知他有用兵治国之才，便主动召见并与之”曲席而坐，传器而食，问其地形与其兵势”；继而施展反间计，使其归秦，”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并用”由余谋伐戎王”，一举获胜。
百里奚出身贫贱，曾靠讨饭度日，后被晋国作为公主的陪嫁男奴送往秦国，中途逃亡，流落楚国宛地，又被抓去饲养牛马。秦穆公闻听百里奚是一介贤才，便用五张羊皮将他从楚国赎回。于是，”缪公释其囚，与语国事”，“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此外，秦穆公还重用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等一批有军事才能的将领。由于这些将相之才的辅佐，秦国国力日强，声威大振，秦穆公因而得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秦穆公另一高明之处是，与当时视民如草芥的诸侯国君不同，在制定政策和策略时能够注意争取民心，借助民力。《史记丶秦本纪》载，秦穆公失掉一匹好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宫内官吏发觉，恐秦穆公怪罪，便将肇事者缉拿归案，准备依法严惩，秦穆公获悉，出面劝阻：”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并说，吃马肉不喝酒定会伤身。随后下令对”野人"”赐酒而赦之”。后来秦晋在韩地（今山西河津东）激战，秦军被围，秦穆公负伤并面临被俘的危险。
在这紧要关头，“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推锋争先，以报食马之德”，结果化险为夷，”遂脱缪公而反得晋君“。
秦穆公不仅注意争取本国民心，而且也注意争取别国民心。公元前647年，晋国遭灾向秦国借粮。有的大臣主张坚决不借，”因其饥而伐之”。秦穆公执意反对，他说：我与晋君势不两立，与晋民并无利害冲突，况且，灾荒饥馑乃各国之常事，焉有不借之理！于是，他下令将大批粮食从秦国运往晋国，”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秦穆公这一决策，后来在秦晋交战中对于涣散晋民士气，瓦解晋军斗志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秦穆公选贤任能，借助民力，积极改革内政，努力发展生产，加速军队建设，秦国实力与日俱增。秦穆公借助这雄厚的实力，釆取”先东后西”的步骤，首先率军征服了活动在今山西和陕西交界的”茅津之戎”，继之又将分布在秦晋之间的”陆浑之戎”强行迁往今河南西部，从而扫清了东进的障碍，巩固了与近邻强晋争雄的前沿阵地。
随后，挥师西进，打败了自西周以来长期活动在泾、洛、渭三水流域和岐、丰地区的戎、狄，统一、安定了东起山西、陕西交界西至陕西、甘肃交界的广大地区，出现了”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局面，使秦国在富庶的关中地区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秦国的发展和巩固以及后来争霸中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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